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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种子”“种业”多次出现在官方重要会议及文件中。中国高层也多次深入基层调研种业发展状况，对“种业振兴”进行督促和指导。
小小种子，为何被中国高层系在心头？中国为何提出“种业振兴”？怎么来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宋敏向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中国农业发展的环境容量刚性约束越来越强，耕地面积受到限制、土壤退化，通过其他方式提高农业产能的潜力已经越来越小。当前粮食增产良种的贡献率已达到45%，未来提高农业产量的根本出路和核心就是种子。
宋敏说，农业生产主要是依靠种子，种子是决定粮食及其他农作物产量的内因，肥料、水土等是外因，能不能增产、品质好不好，最终都是靠内因来决定，种子是保证粮食增产、改善作物品质的核心。
中国种子协会副会长邓光联接受国是直通车专访时表示，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俄乌战争等，都给全球粮食安全带来不确定性，此外，中国国内也面临着农业结构调整、自然灾害天气频发等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府对粮食安全的重视程度慢慢的升高。“确保粮食安全首先要依靠种业，高层提出‘种业振兴’正是基于国家粮食安全的考量。”
2021年，中国粮食产量再创新高，种业不断取得发展功不可没。目前，中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畜禽核心种源自给率超过75%。
邓光联表示，中国格外的重视种质资源的收集和保存，是种质资源大国。目前中国农作物种质资源达52万份，仅次于美国的55万份，位居世界第二位，尤其主粮种子大多数都是“中国种”。中国水稻、小麦的育种、产量水平在全球都处于领先地位。
“也要看到中国种业任旧存在短板，玉米、大豆的单产相比于美国仍然较低，很多种质资源没有优势，大豆、玉米、高端蔬菜、糖料作物、肉类等的种质还依靠国外。”邓光联表示。
宋敏指出，中国种业的最明显问题是创新效率不够高，虽然种子品种数量很多，但缺乏最基础、最顶层、最原始的、像杂交水稻一样的创新品种。
“当前中国种业发展处于规模发展徘徊期、效益增长低谷期、社会投资缓慢期、突破发展瓶颈、重组分化转型期、扩大开放考验期。”邓光联表示，中国种子企业“小、散”的现状还没有正真获得改变，目前中国有种子企业6000多家，行业集中度不高，育种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和竞争力不强，更多是低水平的重复，难以形成突破性品种。
“解决种业‘卡脖子’的问题并非朝夕之功，要解决创新活力问题，就要建立起有利于高效创新的机制，调动更多社会资源去参加了。”宋敏表示，以往我国育种工作主要是依靠科研单位，未来要更多发挥企业的作用，鼓励企业加大投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
近年来，我国加快了“种业振兴”步伐。2021年，官方颁布《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将种源安全明确为国家安全战略，提出要全面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大力推进种业创新攻关，扶持优势种业企业未来的发展，提升种业基地建设水平，严厉打击套牌侵权等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2022年3月，中国正式施行新《种子法》，新法律打击假冒伪劣种子，鼓励中国种业向国际标准靠拢，进行高标准创新。
同时，中国在做大做强种子企业上也加快布局。2017年，中化集团正式收购跨国种子企业先正达。
宋敏表示，通过收购，先正达的种子创新成果、先进经验和模式将在中国本土化，对提高中国种业的国际竞争力具备极其重大作用。
被喻为“中国种业硅谷”的南繁基地也在种业科研领域不断深耕，不断解锁中国实现“种业振兴”的密码。
宋敏表示，南繁基地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可提升种子创新效率，对中国种业创新具备极其重大作用，目前中国90%的新品种都会在南繁进行选育。
近年来，南繁基地还进行了更多创新，比如在崖州湾建立的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借助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便利化措施，形成了国内外繁殖资料的流动机制，有利于丰富中国种质资源。“南繁基地通过资源汇聚，带动了育种家、科研院所、企业的汇聚，把种业要素汇集一堂，有助于提高整个行业的创新效率和水平。”